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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英:漢藏佛教文化的歷史交往

2019-05-23 10:26:17 SHNU社匯學思   陳慶英

陳慶英: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先后擔任過青海省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等行政職務,并任中央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博士生導師、臺灣政治大學客座教授。他精通藏文,一生致力于我國藏學事業的發展,在藏學研究方面有豐碩的成果。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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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陳慶英教授做客上海師范大學宗教學重點學科講座,演講的主題是“漢藏佛教文化的歷史交往”。講座內容如下: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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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漢藏佛教文化交往,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這兩個大乘佛教的不同流派的文化交往,一種是漢傳佛教在藏傳佛教的傳播地區的活動以及藏傳佛教在漢傳佛教的傳播地區的活動。從歷史上看,在一些特定歷史階段中這兩種交往會同時存在,不過會以其中的一種為主。kDN中國藏族網通

一、吐蕃王朝時期的漢藏佛教交往kDN中國藏族網通

七世紀初到九世紀中葉的吐蕃王朝,是藏傳佛教形成和前期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重大事件為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吐蕃占領河西隴右地區。
文成公主攜帶釋迦牟尼佛像和佛教經典入藏,在唐、蕃宗教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根據晚期藏文史書中的一般說法,文成公主新建了拉薩小昭寺,供奉在大昭寺的釋迦牟尼佛像是由文成公主從長安帶到吐蕃的。金城公主在吐蕃開創了兩種佛事活動,即“謁佛之供”和“七期薦亡”,對吐蕃佛教的制度化并進一步深入民間發揮了影響。吐蕃占領河西隴右以后,和漢傳佛教有了直接的交往,一些漢傳佛教僧人進入西藏,或者在敦煌甘州、涼州等地譯經、寫經,出現了法成(桂·卻珠)、摩訶衍、洪?這樣的歷史名人,以及王錫撰寫的《頓悟大乘正理決》反映了漢傳佛教僧人在吐蕃活動的文書。另外,藏文《丹噶目錄》(????????????????最初稱為蘭噶目錄????????)中收存有吐蕃王朝時期翻譯的六七百種佛經的目錄,其中譯自漢地的佛經有32種。西藏昌都察雅縣的仁達摩崖石刻,藏文題記下面出現幾十個字的漢文的人名,說明漢地的工匠和僧人在吐蕃參加造像刻經活動。與此對應的是,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桑耶寺的三層大殿分別采用吐蕃、漢地、印度的建筑形式。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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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小昭寺大殿)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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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昭寺)kDN中國藏族網通

二、宋代經過西夏的漢藏佛教交往kDN中國藏族網通

吐蕃王朝崩潰以后,西藏地區經歷了將近一百年的滅法期,其后從十世紀末開始佛教通過青海和阿里兩路再次傳入西藏,形成藏傳佛教的后弘期。后弘期中由于政治的不統一,形成了藏傳佛教的眾多的教派。直到十三世紀中葉,元朝統一西藏,藏傳佛教和漢地的交往主要通過在西北的西夏王朝進行。西夏王室在前期主要接受的是漢地的佛教,在后半期主要接受的是藏傳佛教,因此西夏成為漢藏佛教文化交往的橋梁。藏傳佛教和固有的漢傳佛教傳統在西夏多元寬容的宗教政策下并行不悖,和諧共生。藏文史籍《賢者喜宴》記錄了吐蕃佛教中的噶瑪噶舉派和薩迦派在西夏中期受到重視和發展的事實。西藏噶瑪噶舉派的都松欽巴(1110—1193年)是該派的初祖法王,他不僅在吐蕃有很大影響,也很受西夏仁宗皇帝的崇敬。仁宗遣使入藏專程迎請,都松欽巴未能前來,但還是派遣弟子格西藏索哇來到西夏。藏索哇被西夏王尊為上師后,就傳授藏傳佛教的經義和儀軌,并組織力量大規模翻譯佛經,很受寵信。后來,都松欽巴所創有名的楚布寺建白登哲蚌寶塔時,西夏王又獻赤金、瓔珞及幢、蓋諸種飾物。都松欽巴死后,在其荼毗處建造吉祥聚米塔,藏索哇又自西夏作貢獻,以金、銅包飾此塔。又西藏薩迦派祖師扎巴堅贊(1149—1216年)的弟子迥巴瓦國師覺本,曾被西夏人奉為上師。
反映西夏的藏傳佛教文化的文物相當豐富,主要為文獻和繪畫兩大類。以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出土文物最為豐富。賀蘭山中西夏時期修建的拜寺溝方塔九十年代出土了不少漢文和西夏文佛經文獻。其中的文獻部分有西夏文和漢文兩種類型,顯教部分主要有般若、諸經、中觀、因明等部類,密教部分則四大部續均有涉及,其中無上瑜伽密續的內容以母續法為主,文獻種類和數量都豐富,如上樂、金剛亥母、空行母等修習儀軌,是依據這些續部為基礎修習大手印、那若六法的文獻。同時出土的還有不少漢文佛教典籍,其中也有不少和藏傳佛教息息相關。《大乘要道密集》是一部由元明清宮廷流傳的密藏佛法珍本,原被認定為元朝初年帝師八思巴給元世祖傳法密宗法本的漢譯本。實際上,其中有傳、譯者的36篇中八思巴集撰的只有4篇,有十幾篇是在西夏時期翻譯為漢文的。在北京房山云居寺有一種西夏時期翻譯、明朝鐫刻的藏漢合壁的《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首列題款二十二行,在武威又發現了此文的西夏文本。這種藏、漢、西夏三種文字對照的經文的出現,說明在西夏的漢藏佛教文化交往的密切程度。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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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要道密集》)
      西夏佛教發展的一大特點是皇室的直接參與。在很多方面對佛教實行加意保護和優容照顧的政策,不少重要佛事活動以皇帝、皇太后的名義實施。目前所能見到的西夏皇帝、皇太后御制的或大臣奉敕撰寫的碑銘、發愿文、佛經序等有很多。西夏政府對佛教及其上層也給以很高的地位,并請他們直接參與佛教的管理,這是西夏佛教制度的另一個重要特點。西夏佛教制度中最重要的佛教管理,有兩個管理佛教事務的機構,即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各級管理機構中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錄等官位名稱。西夏佛教封號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師號是“帝師”。西夏漢文《雜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師、法師、禪師,目前從新的文獻資料中發現的西夏帝師已經有五位,他們是:賢覺帝師波羅顯勝、帝師沙門慧宣、大乘玄密帝師、妙覺寂照帝師、真圓真證帝師。藏文資料中還有一位帝師熱巴,是噶舉派拔絨噶舉的高僧。西夏的“國師”不僅是西夏皇帝之師的名號,還是西夏佛教管理機構的兩種功德司正職的職銜。西夏對僧人有賜衣的制度。《天盛律令》中規定僧人、道士中賜黃、黑、緋、紫者可以減罪,其中賜黃、黑者減罪多,賜緋、紫者減罪少,可見賜黃、賜黑者地位高于賜緋、賜紫者。kDN中國藏族網通

三、元代漢藏佛教文化交往kDN中國藏族網通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由于元代西藏被正式納入元朝版圖和元朝對西藏的具體施政以及西藏和祖國內地之間官員、僧人、商賈的相互來往,進一步推動了西藏和內地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科技的全面交流發展,共同促進和繁榮了包括了藏族、蒙古族在內的統一的多元的中華民族文化。元代漢藏佛教文化的交往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展開的。
從成吉思汗以來,蒙古統治者信奉傳統的薩滿教,但對其它各種宗教,也都采取寬容態度,只要不危及其統治,都予以保護和利用。特別是忽必烈即位后,藏傳佛教薩迦派在元朝朝廷和皇室中受到尊崇,在元代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主導地位。主要表現在:人員來往上東來的多,西去的少;文化傳播上藏傳佛教傳入漢地的多,漢傳佛教傳入藏區的少;佛教領袖人物藏傳佛教的多,而且地位高于漢僧。這一時期促進漢藏佛教交往的突出人物就是帝師八思巴。kDN中國藏族網通

(一)  八思巴其人及主要事跡
1.八思巴的生平
八思巴全名八思巴洛追堅贊(1235-1280),幼年喪父,跟從伯父薩迦班智達(薩迦派第四任祖師)學習讀寫及佛學,以聰明穎悟著稱。他3歲時即能念誦咒語,8歲能背誦佛本生經,9歲時在僧眾集會上講說《喜金剛續第二品》,使眾人嘆服,稱他為“八思巴”(vphags-pa,意為圣者)。十歲時隨伯父薩迦班智達去涼州會見蒙古皇子闊端。途經拉薩時八思巴以薩迦班智達和蘇浦巴為師受沙彌戒出家,起法名為洛追堅贊。1251年底繼承薩迦班智達成為薩迦派第五任祖師。1253年在六盤山會見準備遠征云南的忽必烈。1254年追隨忽必烈到開平。1257年到五臺山朝禮,參加僧道辯論。1260年到中都(今北京)。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為國師,領總制院事。1264年返回薩迦,建立西藏行政體制。1267年動身返回大都,下令興建薩迦南寺。1269年底到大都,獻蒙古新字(八思巴字),晉封為帝師。1273年由皇太子真金陪同返回西藏。1277年在曲彌舉行有七萬僧人參加的法會,真金代表忽必烈擔任法會施主。1280年11月22日在薩迦寺的拉康喇章中英年圓寂,朝野上下無不扼腕痛惜,不勝震悼,追懷舊德,為其修建靈塔,同時下令各郡縣建帝師八思巴殿,歲時致亨。“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為之塑像”,“其制視孔子有加。”元朝德輝重編的《百丈清規》里載有八思巴涅槃日的法會儀式和誦文。其疏語為:“天啟有元,篤生輔治之大圣,道尊無上,實為宣文之法王。密贊:‘化基陰翊王度,吐辭為經,舉足為法,位居千佛之中。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尊極一人之上。維茲圣忌,益仰恩光。’伏愿:重駕愿輪,贊四海同文之治化,眷言像季。振千古正法之宗綱。”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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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南寺)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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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寺壁畫忽必烈會見八思巴)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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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生平唐卡)
    2.八思巴和佛教文化交流
    八思巴是第一位到山西五臺山的藏傳佛教領袖,撰寫了藏文的五臺山贊頌多篇,開創了元、明、清三朝藏族高僧與五臺山的聯系。1258年八思巴作為佛教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參加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開平主持的釋道辯論《老子化胡經》的真偽的大會,他直接參加問難,使道士李志常等十七人辭窮認輸,拜他為師,剃發出家為僧,對佛教獲勝起了重要作用。1267年下令動工興建薩迦大殿,形制類似漢地的都邑,由此形成了留存至今的規模宏偉的薩迦南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為忽必烈等皇室成員寫經、撰寫贊頌,開啟元明清皇室和藏傳佛教寫造豪華佛經的傳統。八思巴字結合了漢文、蒙古文、維吾爾文的書寫習慣,并考慮了漢語、蒙古語、維吾爾語的語音特點創制了蒙古新字,在創制后達到了可以投入使用的程度,并基本上達到了譯寫各族文字的目的。這對于漢語詞匯進入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以及藏、蒙古、維吾爾等,民族的詞匯進入漢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蒙古新字創制成功后,忽必烈立即下詔頒行。元朝的詔旨、公文、印章、牌符、錢幣、碑文上廣泛使用過這種八思巴創造的蒙古新字,因此元代擔任官吏的人必須要認識蒙古新字,所以它又被稱為元朝的“國字。”元朝還在各地設立“蒙古字學”,推行蒙古新字。其奉命造的太廟木質金表牌位,以蒙古新字書寫帝后名號,并薦佛事于太廟七晝夜。又在大明殿忽必烈的御座上建白傘蓋,泥金書寫梵咒于其上,還倡建每年2月舉行規模盛大的迎白傘蓋佛,周游京城內外的活動,形成大都和上都規模宏大的佛教節慶活動。他還撰寫《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譯成漢文后刻版印行,頒發各路僧人遵行。八思巴為漢地、蒙古、西夏、高麗、大理、畏兀兒的4千余人剃度授戒,弘傳佛法。他下令廣泛收集各種藏文佛教經論和古籍,在薩迦寺組織抄寫,其中有不少是泥金書寫在瓷青紙上,以求長期保存,薩迦大殿現存的大量華貴經典,多數為當時寫造,為保存和發展藏族文化做出重要貢獻,同時還收集到大量的梵文寫經(貝葉經),保存在薩迦寺中,成為佛教文化的稀世之寶。將自己對皇太子真金所說的佛法匯集為《彰所知論》,在元代即由其弟子沙羅巴漢譯,收入元代刊刻的漢文大藏經中。支持其弟子雄譯師多吉堅贊等人到尼泊爾、印度學習梵文,翻譯了《旃陀羅波字經》及其注釋、《語門遍入》、《語法論·格助詞品》、《詩鏡論》、《佛本生記·如意寶樹》和梵劇劇本《龍喜記》,為藏族文學的新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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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寺八思巴木雕像)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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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八思巴字書寫的詔書)
3.八思巴和漢族僧人的交往
   八思巴所交往的人士中還有不少漢地的文人和學問僧。例如忽必烈所親信的佛教僧人出身的大臣劉秉忠,以及姚樞等人,就與八思巴有過交往。另外,在《薩迦五祖全集》中記載,1270年有一個八思巴的弟子、四川的漢族僧人一講主(yi-gyang-ju)刻印佛教經藏完成,請八思巴題寫贊語,贊語中說:“蒙古之主自太祖起第五傳為具足功德之皇帝汗,其在位之至元七年,法主薩迦巴所傳八思巴帝師之弟子、生于四川地方的一講主,悉心學習佛法,對漢地、吐蕃、尼泊爾、印度等地區之圣地及學者生起正見,從彼等處獲受恩德,思有以報答,乃將佛法經論刻印完畢,成就一大善業。愿因此善業使教法遍弘、佛陀之意愿成就、皇帝陛下長壽、依教法護持國政、國土清凈安樂。此文乃因一講主一再勸請,比丘八思巴為善業之故寫成。愿各方一切吉祥!”據《佛祖通載》,此一講主當即是四川漢僧元一,該書記載:“蜀僧元一游西天回,朝帝,帝問云,西天有佛麼,奏云,當今東土生民主,何異西天悉達多。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獻帝,帝寶之于萬山供養。元一以西天貝多葉經獻帝,帝儲以七寶函,嚴加信仰。”可見是一個到過印度的漢僧,并對用梵文寫成的貝葉經有了解。元一還曾經和忽必烈、八思巴在一起講法,《佛祖通載》說:“帝與帝師坐次,一亢二僧侍側。帝云:‘何不游戲三昧?’亢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為次。’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天飛,天鵝生懼怕。’亢云:‘豬豚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見豚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我以大千界,化為一釜甕,煮爾四件物,大小都容了。’帝大悅。”關于亢吉祥(即華嚴宗僧行育),《元史·世祖紀》載: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軍入臨安,次年二月"詔以僧亢吉祥、憐真加加瓦并為江南總攝,掌釋教",如果這一記載屬實,可見在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日常交談中,蒙、藏、漢語文的翻譯達到了十分快捷和準確的很高的水平。
4.八思巴的弟子
    噶阿年膽巴·貢噶扎巴。  《元史》中稱他為膽巴國師。《膽巴碑》說:“師所生之地,曰突甘斯旦麻(在今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稱多縣)。童子出家事圣師綽理哲哇為弟子,受名膽巴。梵言膽巴,華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繼游西天竺國,遍參高僧,受經、律、論,由是深入法趙孟頫海,博采道要,顯密兩融,空實兼照,獨立三界,示眾標的。至元七年,與帝師巴思八俱至中國。帝師者,乃圣師之昆弟子也。”膽巴后來駐錫五臺山、大都等地,修瑪哈嘎拉法,助佑元軍攻打南宋,受忽必烈及元成宗尊崇,受封為國師。他受擔任宰相的桑哥的排擠被貶到廣東潮州,住開元寺傳法。1290年,膽巴國師攜侍僧昔堅藏在潮州建立了寶積寺,“殿宇既完,師手塑梵像,齋萬僧以慶贊之”桑哥倒臺后被召回。他途徑杭州時成為在杭州刻印普寧藏大藏經的功德主之一。他圓寂后被追封為“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膽巴碑》由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頫書寫,成為漢文書法的傳世精品。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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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孟頫書法)
     桑哥。  藏文史籍說桑哥出身于甘青藏區的相傳是吐蕃王朝戌守邊境因為沒有得到贊普命令而沒有返回西藏的藏族“噶瑪洛”部落,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擔任一名譯吏,后來在漢藏交界處得遇路過的八思巴,受八思巴賞識,被八思巴帶回薩迦寺。后因八思巴的推薦,受到忽必烈的寵信,留在朝廷當官。被提升為總制院使,曾率兵入藏平亂。1287年被忽必烈任命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在中央王朝擔任過宰相職務的藏族人士。
    扎巴俄色。  八思巴三部弟子中的康賽傳承的主要人物。任八思巴的卻本(掌宗教祭祀事務的侍從),曾幾度從薩迦到大都,后來在元成宗時擔任帝師。卻本是八思巴1267年入朝時設置的十三種侍從之一,可見扎巴俄色也在此時隨八思巴到大都。
      葉輦國師湛陽宜思。 他可能是《紅史》所說的八思巴三部弟子中夏爾拉章的喇嘛益西堅贊,隨八思巴入朝后曾任忽必烈和皇子茫噶拉的宗教上師。他后來參加1285年開始的藏漢佛教大藏經典的對勘工作,《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就稱他為“西番扮底答帝師拔合思八高弟葉輦國師湛陽宜思”。
      楊璉真嘉。  西夏人,他也是八思巴的弟子。西夏的藏傳佛教僧人往往兼通藏漢語文,成為溝通藏漢佛教的中介。元朝統一江南后,忽必烈任命他為江南釋教總統,管理江南佛教事務。他按照忽必烈的旨意發掘南宋帝王陵寢,在史籍中留下惡名。但是實際上他對藏傳佛教在江南的傳播,起了開創的作用。他在江南大力推行藏傳佛教,在任15年間,在杭州建立了眾多寺院,恢復佛寺三十余所。杭州飛來峰石窟中現存的46尊藏傳佛教造像就是1282-1292年間在他的倡導下鐫刻而成。類似于他的八思巴的西夏弟子,應當還有不少。
阿尼哥。  尼泊爾人,他在中統年間從尼泊爾到西藏造佛塔,八思巴1265年返回薩迦時成為八思巴的弟子,隨八思巴到大都。《元史》說他誦習佛書,長于工藝,后來在元朝任職,大都的許多佛像都是出于他的手藝,遺留至今的有著名的北京白塔寺的大佛塔。阿尼哥的子孫和弟子劉元都是元代著名的雕塑家和管理工藝的官員。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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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哥)
     沙羅巴(1259-1314)。他的名字可能是藏文的釋迦羅追(shakya-blo-gros-dpal-bzang-po)的縮稱(sha-blo-dpal),河西秦州人,其父祖都是當地的佛教譯師,當是精通漢藏語文的藏族人士。他幼年隨八思巴到薩迦學習,成為八思巴的弟子,此時雖然還很年幼,不過十二、三歲,又隨八思巴到大都。“世祖皇帝嘗受教于帝師發思巴,詔師譯語,辭致明辯,允愜圣衷,詔賜大辯廣智法師。”后來沙羅巴在元朝供職,曾任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以翻譯漢藏佛教典籍著名,在《大正新修大藏經》可找到沙羅巴翻譯的六種佛典。他曾帶領江南佛教高僧、寺院住持等人到大都朝見元朝皇帝。他是八思巴的彰所知論的翻譯者。和漢地文人高僧關系很好。當時的翰林學士程鉅夫也對沙羅巴佩服不已,曾專門寫一首詩贊美他,全詩云:

秦州法師沙羅巴,前身恐是鳩摩羅; 
讀書誦經逾五車,洞視孔釋為一家。  
帝聞其人征自遐,辯勇精進世莫加;  
視人言言若空花,我自翼善刊浮侉。
雄文大章爛如霞,又如黃河發昆阿;  
世方浩浩觀流波,五護尊經郁嘉嗑。  
受詔翻譯無留暇,辭深意奧極研磨;
功力已被恒河沙,經成翩然妙蓮花。
大官寵錫真浮苴,舍我竟去不可蔗;
青天蕩蕩日月賒,何時能來煮春茶?kDN中國藏族網通

管主巴是在江南活動的另外一位著名藏傳佛教高僧。管主巴,又作管主八或管處八,元人又尊稱其為廣福大師。據考證,“他即使不是當時帝師直系的薩迦喇嘛,也是薩迦一派重要高僧。”大德六年(1302)至大德十年(1306)年間,他先后在江蘇磧砂延圣寺和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印和流通了大量的漢文、西夏文和藏文佛經。按《磧砂藏》大藏經《大藏圣教法寶標目》卷9末《管主八愿文》,“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五)十余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余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經版未完,施中統鈔貳佰錠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余卷,再發心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余卷,施財叁佰錠,仍募緣于杭州路,刊雕完備。”管主巴施刊的佛經涉及漢文、藏文和西夏文的顯、密佛經和版畫插圖,流通的領域涵蓋江南、西北、西南,甚至是藏區,對于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在元代內地的傳播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貢獻彌多。其中,《磧砂藏》、《普寧藏》和《河西字大藏經》中的版畫堪稱元代版畫精品,部分作品完整保存至今。
阿魯渾薩里。  畏兀人,其父乞臺薩里精通佛教,曾任釋教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 《元史》則說:“阿魯渾薩里其(乞臺薩里)中子也,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于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于經史百家及陰陽歷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后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后來阿魯渾薩里任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負責延攬人材及學術文章。并在桑哥擔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宰相時,阿魯渾薩里與其同任宰相。桑哥敗后,阿魯渾薩里雖受牽連而罷相,但是仍受忽必烈信用,到元成宗時再度出任宰相。
迦魯納答思。維吾爾族人,《元史》卷一三四有他的傳記,說他是“畏兀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翰林學士安藏札牙答思薦于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蕃人,言語不相通,帝因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字譯西天、西蕃經論,既成,進其書,帝命鋟版,賜諸王大臣。”迦魯納答思也是八思巴的一名維吾爾族弟子。他也參加過藏漢文佛經的對勘工作,擔任藏文翻譯。元成宗時他受封為大司徒,在大都白塔寺專門翻譯佛經。
(二)  到西藏出家的宋少帝瀛國公趙顯
1276年,蒙古軍進占臨安,此時的宋恭帝趙顯還不滿六歲,就隨著母親全皇后、祖母謝太皇太后及其他朝官、宮廷人員一同送到了北京。很快,忽必烈召見了他,封他為瀛國公。忽必烈曾命趙顯叫去勸降文天祥未果。 1282年,趙顯已經12歲,從北京被遣送到上都開平生活了6年。12pk賽車技巧年,命“瀛國公趙顯學佛法于土番”,其母全皇后被令出家為尼。藏文材料中記載趙顯十九歲到西藏喇嘛廟里出家,被稱為“合尊”,即出身于帝王家的僧人。他成為把漢文佛典譯成藏文的翻譯家,并且還擔任過薩迦大寺的總持,翻譯了《百法明門論》,對勘重譯《因明入正理論》等,成為當時西藏的佛學大師。那塘版藏文佛經《因明正理論》的跋中說:“大漢王者出家僧人合尊法寶,在具吉祥薩迦大寺,取漢文本與蕃字本二者善為對勘,修訂并正確翻譯之,漢文本名為《入正理論》,而晚近蕃地諸人名之為《正理門論》。”關于他的結局,《佛祖歷代通載》記載:"至治三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于河西,詔僧儒金書藏經。"根據《紅史》、《新紅史》《因明正理論》等:“薛禪皇帝(世祖)登極之至元十三年,時蠻子南宋幼主登位三年,伯顏丞相盡取其國土,幼主皇帝被發遣至薩斯迦地方出家為僧。后至格堅皇帝(英宗)之時,殺之,出白血焉”。“后於蠻子地方,王統八傳,即至於蠻子合尊之中間也”。“大漢王者出家僧人合尊法寶,在具吉祥薩斯迦大寺,取漢文本與蕃字本二者善為對勘,修訂并正確翻譯之,漢文本名為《入正理》,而晚近蕃地諸人名之為正理門論云”。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二二《大蒙古之王統綜述》:“先前,當杭州宮殿被蒙古人火燒之時,蠻子之皇子向蒙古皇帝歸順了,但不得信任,被放逐他鄉,到了薩迦地方,修習佛法,人群集聚在他周圍。此時,蒙古皇帝的卜算師們說:將有西方僧人反叛,奪取皇位。皇帝派人去看,見許多隨從簇擁此蠻子合尊,將此情向皇帝奏報,皇帝命將其斬首。赴殺場時,他發愿說:我并未想反叛,竟然被殺,愿我下一世奪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轉生為漢人大明皇帝,奪取蒙古之皇位。又據說蠻子合尊被殺時,流出的不是血,而是奶汁”。
(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簡稱《至元錄》,十卷,元代邢州開元寺主持釋慶吉祥等撰。至元年間,元世祖“見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音韻不同,疑其有異,命兩土名德對辯,一一無差。帝曰:‘積年疑滯,今日決開’。”本書敘錄所說:“大元世主……諭釋教總統合臺薩里,召西蕃板底答、帝師拔合思八高弟葉璉國師、湛陽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啰室利,漢土義學亢理二講主、慶吉祥、及畏兀兒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壓孫、安藏等,集于大都大興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辯質。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頂踵三齡,詮讎乃畢。"本書的主要內容因系對勘漢文藏經和藏文藏經的異同,所以題名作"勘同總錄"。黃明信在《漢藏大藏經目錄異同研究-“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中說:本書是以藏文大藏經目錄,對勘漢文經藏(見卷首釋凈伏序),凡是有漢譯本同時也有藏譯本的,很多將梵文原名用漢文音譯注在經名之下,作者在《般若》部的梵名下發凡起例說:“今此總錄,于題目內間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來三藏但以梵文譯為華言,所以不存梵名。間有存者,于五義中亦有具一二義故不翻者也。今因與蕃相對,隨彼蕃云有無記錄,有者著之,無者仍舊。或有的對,或約蕃義,不可一準也。義學高德善二音者,請勿疑矣。”(卷一)這是因為藏文翻譯的經典,卷首大都保留著梵文原名的音譯之故。漢文與藏文譯本有不同之處,則勘其同異,加以注明。這些校勘,對于研究漢藏教典是很好的資料。
(四)元代皇家所建藏傳佛教寺院
從元世祖忽必烈開始,為了更好地禮遇以薩迦派為首的藏傳佛教僧人,元朝在首都大都開始了大規模的佛寺修建。截止元文宗時期,其中有皇家所建藏傳佛教寺院12座,額定僧人3150人。這些寺院為皇室出資興建,多為元代政府中掌管神御殿祭亨諸事的太禧宗禋禮院管轄,地位特殊,多在其中設有神御殿(影堂)。寺內通常設有規運提點所(正四或正五品)、規運總管府(正三品)等機構,負責該寺院的日常經費收支和營繕諸事。主要有:
大護國仁王寺。俗稱大都寺,至元七年(1270年)秋,由元世祖的皇后察必、亦即昭睿順圣皇后發起,元世祖命在都城之西高梁河畔興建,十一年(1274年)三月建成。成為藏傳佛教落戶北京的重要標志。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月,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制,以散扎兒為達魯花赤,李光祖為總管,寺內設察必皇后神御殿,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敕令安放昭睿順圣皇后御容。據《大護國仁王寺恒產之碑》,該寺在大都等處記有水地28,600余頃,陸地34,400余頃;在河間襄陽江淮等處計有水地13,600余頃,陸地29,800余頃;內外人戶達37,000余戶;寺廟殿宇達175間,并擁有房舍2000余間。另外,還有大量的山林、礦山、牲畜、河湖、漁場等。在元代,該寺地位之尊、規格之高、規模之大、寺產之富可見一斑。元代每年二月十五日舉行的以帝師為前導、盛極一時的游皇城活動,也是首先從大護國仁王寺或西鎮國寺開始,可見該寺在大都的藏傳佛教佛事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學者考證,該寺的位置是現今國家圖書館所在的地方。
西鎮國寺。位于北京白石橋附近的高粱河南,也由昭睿順圣皇后始建于至元七年(1270年)七月,與大護國仁王寺一起是北京最早建造的藏傳佛教寺院。其寺名“鎮國寺”之來,疑與此寺后來供奉忽必烈御座上的大白傘蓋有關,原寺名應為“功德寺”或“功德之寺”。與大護國仁王寺一樣,西鎮國寺也是著名的游皇城活動的開始地點之一。元史記載說,先二日于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升高塑像。具儀仗入城。此外,元朝宮廷每年歲末都在西鎮國寺舉行蒙古族“射草狗”的禳災活動,只有皇族與達官世家方可參與。該寺的位置在今北京動物園到首都體育館一帶。
大圣壽萬安寺。明代稱妙應寺,俗稱西四白塔寺。據《元史》,大圣壽萬安寺修建于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二十五年(12pk賽車技巧)完工。元世祖不僅親自審定了寺院的四界,而且還令中衛軍為其伐木供料。元代大圣壽萬安寺第一代住持名叫知揀,他是在萬安寺建成后由忽必烈親自下詔任命的。該寺白塔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由阿尼哥和元朝帝師亦憐真等人主持修建。大圣壽萬安寺當時的建筑十分精美,富麗堂皇,“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是一座具有具有強烈尼泊爾、印度藝術風格的藏式佛塔與元代宮廷建筑相結合的大型建筑群。成宗時,置世祖影堂于(該寺)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東,月遣大臣致祭。仁宗時期又為五間殿、四座八角樓塑造了140尊大小佛像。大圣壽萬安寺建成之后,相繼在寺中展開了一系列重要的佛事活動。至正二十八年(1368)該寺因雷擊起火被毀,僅存大白塔和東西影堂。明景泰八年(1457)該寺被改為妙應寺后,該塔又被稱之為妙應寺白塔。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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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寺之白塔)
大興教寺。位于金水河旁阜財坊順承門內街西,即今西單北大街路西附近,由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敕建,也是元代北京最早建造的藏傳佛教寺院之一。寺內因建有成吉思汗神御殿和帝師八思巴殿而聞名,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國和大元基業的開創者,八思巴是元朝第一位帝師,建有成吉思汗神御殿和帝師八思巴殿,說明了該寺在元朝政府中的尊貴地位。同時該寺舉辦的佛事活動被認為是元代諸寺之冠。該寺同時還是元代重要的譯經場所,著名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即在該寺對勘完成的。該寺亦曾為元代“百官習儀之所”。據《元史》記載,元代舉行各種朝賀禮儀,“前期三日,習儀于圣壽萬安寺或大興教寺”。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二月賜給大興教寺地萬畝(百頃)。
大承華普慶寺。又名大普慶寺,位于元大都太平坊順承門內街西,即今西城區新街口南大街寶產胡同路北,元大德四年(1300年)成宗為報答母親徽仁裕圣皇太后的恩德敕令始建,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后來的仁宗皇帝)下令擴建。該寺以規模宏大著稱,是元代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之一。按姚燧的《普慶寺碑》,其建筑布局仿照大圣壽萬安寺而成,只是規模比大圣壽萬安寺小。至大元年(1308年)設立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具體管理寺院事務。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該寺置仁宗神御殿。泰定元年(1324年)四月,置昭圣皇后御容殿。同年八月,遣翰林學士承旨鄂齊爾祀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窩闊臺、睿宗拖雷御容于該寺。明成化六年(1470年)在其原址上復建寺院,更名寶禪寺,始為漢傳佛教寺院。
大天壽萬寧寺。位于元大都金臺坊中心閣附件,即今北京鼓樓東側草廠胡同,由元成宗建于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北京鐘樓即是在該寺中心閣的位置上建造的,因此該寺以曾經是元大都南北中軸線的城市標志而聞名。該寺是藏傳佛教寺院,“中塑秘密佛像”,即藏傳佛教密宗佛像,由于猙獰恐怖,成宗的皇后布爾罕看到這個佛像后心生恐懼,傳旨將其頭部用手帕蒙起,不久又下令將其毀壞。中心閣是萬寧寺內的重要建筑,是元成宗的神御殿。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泰定帝敕令在萬寧寺中心閣建造供奉成宗御容的神御殿,稱萬壽殿。從此這里成為祭祀成宗的地方。
大崇恩福元寺。也稱南鎮國寺,位于大都城南,地近涼水河。元大至元年(1308年)由武宗敕令始建,皇慶元年(1312年)落成。該寺是安放武宗御容的場所,也是元室到皇家御苑“下馬飛放泊”漁獵時的休息之地。寺院以中央大殿為中心,在其東、西、南、北各有一座佛殿。中央大殿內塑三世佛。中央大殿北側的后殿內塑五尊金佛,可能是藏傳佛教所崇尚的五方佛。寺院四周廊廡內供奉“諸天神像,變相詭形”,應該是藏傳佛教寺院內的護法神殿,內供密宗護法神。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建立南鎮國寺規運提點所,屬太禧宗禋院,掌南鎮國寺財產。
大能仁寺。又稱“能仁寺”,位于北京能仁寺胡同,即今西城區西四南大街兵馬司胡同西段路北。據《元史》,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師,名必蘭納識里,大德六年(1302年),奉旨從帝師授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皇慶中,命翻譯諸梵經典。至順三年(1331年),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他翻譯了漢文的《楞嚴經》,梵文的《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贊大乘功德經》和藏文的《不思議禪觀經》等,皆行于世。明代大國師智光俗姓王,山東慶云人,少年出家,曾出使印度和尼泊爾等國。明成祖時授予“國師”后,后授賜“大通法王”。洪熙元年(1425年)至宣德三年(1428年)居大能仁寺四年。成化三年(1467年)封藏傳佛教高僧扎巴堅贊參為大悟法王,駐錫北京大能仁寺。
大天源延圣寺。最早稱“盧師寺”,建于隋仁壽年間(601-604年),唐天寶八年(749年)重修。元泰定三年(1326年),重修真應寺并于該寺內建憲宗神御殿,“賜額曰大天源延圣寺”。元史記載,“泰定三年(1326年)二月,建憲宗神御殿于盧師寺,賜額曰大天源延圣寺,勅貯金書西番字藏經。八月,天源延圣寺神御殿成,十月,安奉憲宗御容于大天源延圣寺,賜鈔二萬錠。同時賜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四年(1327年)十月,命帝師作佛事于大天源延圣寺。”《元代畫塑記》對該寺寺院布局和其中供奉的佛像進行了詳細記載,從寺前立銅幡竿一對,寺內供奉五方佛和馬哈哥剌等藏傳佛教神靈可知,大天源延圣寺在元代為皇家藏傳佛教寺院。明宣德中(1426-1435年)曰大圓通寺,正統十一年(1446)更名清涼寺。
大承天護圣寺。俗稱西湖寺,明清時稱功德寺,位于元大都西郊西湖附近,地近金山口,即今頤和園昆明湖西北岸,青龍橋西。元文宗敕建于天歷二年(1329年),至順三年(1332年)建成,因位于西湖之畔,俗稱西湖寺。元代該寺是供奉元文宗圖帖睦爾及其母親太皇太后御容的場所,以規模巨大、規模恢弘及作為元朝皇帝游幸垂釣處而聞名。至順三年(1332年)大承天護圣寺工程竣工,召五臺山萬圣寺釋迦惠印特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教于寺。明宣德二年(1427年)重修后改名功德寺。功德寺是明清時期北京著名的藏傳佛教寺院,清代該寺是直屬理藩院管理的藏傳佛教寺院之一。
寶集寺。位于南城披云樓對巷之東,而《京師坊巷志稿》則說,披云樓當在今右安門內。該寺本為漢傳佛教華嚴宗著名道場,元代為北京著名大寺之一,成為元朝政府指定的書寫藏文大藏經的場所,根據《元史》記載,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乙酉,寶集寺金書西番《波若經》成,置大內香殿。寶集寺還曾保存有著名的大藏經《趙城藏》,即《趙城金藏》。該藏系金代民間捐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運城西南)天寧寺刻成。金末元初,《趙城藏》部分經版毀于兵火。約在元太宗窩闊臺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義發動其所轄官員協助并在民間勸募,同是召集各地寺院會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補雕缺損經版。補雕后的經版基本上恢復了《趙城藏》舊刻的內容;因為寶集寺與藏傳佛教薩迦派有密切關系,元初,寶集寺本《趙城金藏》傳到了西藏薩迦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薩迦寺發現《趙城金藏》的經葉。
大慈恩寺。最早稱“大慶壽寺”、“慶壽寺”,俗稱“雙塔寺”,又稱“雙塔慶壽寺”、“大興隆寺”,位于西長安街上今電報大樓西。該寺創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年),稱“大慶壽寺”。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新建二磚塔,故又稱雙塔寺。在元代,慶壽寺是一座漢藏融合的佛教寺院:該“寺為裕皇祝釐之所”,大德九年(1305),元成宗施經一藏,寺內也設有神御殿。元代著名的藏傳佛教僧人沙羅巴和達益巴等人曾受命在此錫居傳法。其中沙羅巴1314年圓寂于慶壽寺。在明代,慶壽寺更名為大慈恩寺,為藏傳佛教高僧云集之地,明封大應法王札實巴、大濟法王領占竺和大悟法王舍剌扎等藏傳佛教高僧在此錫居傳法。kDN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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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實拍)kDN中國藏族網通

供稿:上海師范大學宗教學點
      編輯:王冠鑫(社會學研究生)kDN中國藏族網通

編輯:仁增才郎